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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傍晚我在小区里转了很久。
物业、业委会、居委会。
问了一圈,没人知道2019年之后1902的业主搬去了哪里。
档案里只有一个手机号,停机。
留言信箱已满。
最后是门卫大爷递给我一根烟。
我不抽烟,但接了。
他给自己点上,眯着眼睛看天。
“那户啊,”他说,“小孩丢了以后,女的在小区里找了三个月。白天找,晚上也找。后来就搬走了。”
“搬去哪了?”
“不知道。”他吐出一口烟,“走那天我在门口值班,她拖着箱子,走到大门口又折回去,在单元门底下站了十分钟。”
“站那儿干嘛?”
“仰着头,数窗户。”大爷说,“19楼,东边户,第三扇。那是她家小孩的房间。”
“数完了?”
“数完了。”他把烟头摁灭,“然后就走了。再没回来过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你是她家亲戚?”
“不是。”
大爷看了我一眼,没再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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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十一点。
我躺在家里的床上,盯着天花板。
报警器的绿灯还在闪。
一闪,一闪。
不快,也不慢。
我从外套内袋里拿出那件黄围兜。
叠得很整齐,边角都对齐。
三年了,布料没有泛黄,也没有霉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