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记者月薪多少啊?有资格评论年入四十万的生活?”
“人肉他!看看这个正义使者自己多清高!”
我关掉评论,继续工作。但老刘的警告在我脑中回响。傍晚六点,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,手机响了,是个陌生号码。
“喂?”
“陈默记者吗?”一个低沉的男声。
“是我,您哪位?”
“你的文章很有意思。”对方轻笑,“但有些事,不该说的别说。杨女士的生活标准,轮不到你来评判。”
“你是谁?”我握紧手机。
“一个建议你撤稿的人。为了你自己好,也为了你在老家的父母好。”
我的血液瞬间冰凉:“你什么意思?”
“你母亲叫王秀英,六十二岁,住在湖北黄冈市红安县胜利街34号,对吧?父亲陈建国,有高血压,每天早上去人民公园打太极拳。”
“你敢——”我几乎吼出来。
电话已经挂断。
我站在编辑部中央,浑身发冷。七年记者生涯,我不是第一次被威胁,但这么精准地提到我父母,是第一次。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。
“妈,你和爸这几天注意安全,别给陌生人开门。”
“怎么了默默?工作出问题了?”母亲的声音充满担忧。
“没事,就是最近诈骗电话多,提醒你们一下。”我强装镇定,“我过年就回去看你们。”
挂掉电话,我坐在工位上,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。北京华灯初上,这座城市有2000多万人,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轨道上,有些人活在云端,有些人活在尘埃。我的文章试图搭建一座桥梁,连接这两个世界,但现在看来,有些人根本不想让这两个世界有交集。
接下来的三天,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先是总编找我谈话,委婉地建议我“休假一段时间”。然后是房东打电话,说有人问起我的情况,他不得已透露了我的一些信息。最诡异的是,我发现下班时似乎有人跟踪——一辆黑色轿车连续两天出现在地铁站附近,我进站它才开走。
第三天晚上,我决定直面恐惧。我没有直接回出租屋,而是在小区附近绕了几圈,最终躲进一家24小时便利店。透过玻璃窗,我看到那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,停在马路对面。
车上下来两个人,穿着深色夹克,朝我的公寓楼走去。
我屏住呼吸,等他们进入楼内,才从便利店后门溜走。那晚我在一家廉价旅馆过夜,彻夜未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