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长的停顿。
“……他喝酒了,年会,公司让喝的……不是,不是意外,是……”
他捂住脸,肩膀颤抖。
电话那头传来极尖锐的一声哭喊,像刀子划破玻璃。我听不清喊的是什么,但那声音穿过几百公里,穿过电话线,穿过走廊的墙壁,直直扎进我胸腔里那个已经不跳动的位置。
我妈在哭。
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哭。小时候父亲走,她没这样哭;我南下打工,送我到火车站,她没这样哭;她说“妈都好”的时候,没这样哭。
现在她在哭。
我想伸手,手指穿过空气,什么都没碰到。
凌晨五点。
周经理来了。他在走廊里跟李健说了几句话,我没听清内容,只看见他表情严肃,频频点头,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。
“……是,劳务派遣的……对,年会……喝了多少?也没多少吧,大家都喝了……”
他挂电话,转向李健:“公司会处理的,你先回去休息。”
李健没动。
周经理又说了一遍。
李健突然开口:“他要回家。”
“什么?”
“他妈妈在老家,得让他回家。”
周经理愣了两秒,点头:“那是自然,公司会安排的。”
李健转身走了。他走得很慢,背影微微佝偻,像一夜间老了十岁。
上午九点。
来了很多人。有警察,有公司的人,还有几个穿西装我不认识。他们站在走廊说话,声音时高时低。我听见“酒精”“过量”“家属”“赔偿”这些词,串在一起,像一串冰冷的钥匙。
“劳务派遣”这个词反复出现。
“……不是正式员工,是第三方劳务……”
“……责任认定比较复杂……”
“……年会是自愿参加的……”
“……没有强制劝酒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