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年割肉都是去集上老王头的摊子,他杀猪五十年,手稳刀快,要哪块切哪块,从不短秤。今年集上却没见着他。旁边的羊肉贩子往西一指:“老王啊?他儿子接去县城过年啦,摊子盘给外乡人了。”
外乡人的摊子支在最西头,案板雪白,不见一丝陈年血污。肉也白,不是猪肉那种泛着微红的白,是瓷白,像浸过奶。
“老板割肉?”
我没应声。肉案后站的是个中年男人,穿灰褂子,脸也灰,像老照片褪了色。
“割五斤。”我指着后鞧那块,“这块。”
他不动,低头看肉:“不割这块。”
“怎么?”
“这块有人定了。”
我没争,另指一块。他还是不动。
“那块也定了。”
我把手揣回袖口,呵口白气:“你案上统共三块肉,都有人定了?”
他抬起眼皮看我。
那眼神很奇怪。不是活人看人的眼神,像屠户看案上的肉——在估量肥瘦,算计从哪下刀更省力。
“你等等。”他说,“有块肉快送来了。”
我等了。
集上人来人往,脚步匆忙,置办年货的、兜售福字的、扛着甘蔗麻糖的。声音很嘈杂,但那些声音隔着一层似的,进不到肉摊方圆三尺。我低头看脚下,脚边有滩水渍,不是血水,是清水,干净得不像卖肉的地方该有的。
不知过了多久,灰衣人说:“来了。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。
集口走来两个人。打头的是个老太太,蓝布棉袄,黑裤黑鞋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她身后跟个男人,推着辆独轮车,车上盖块白布,布下鼓鼓囊囊。
老太太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踏实在了,却听不见脚步声。
她走到摊前,冲灰衣人点点头,又转向我。
我认识她。
去年腊月二十六,我和潇潇赶到医院时,岳母已经不会说话了。心电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,潇潇趴在她身上哭,我站在旁边,不知道该把手往哪放。
那时老太太躺病床上,瘦成一把枯骨,眼睛闭着,嘴角却像噙着笑意。
现在她站在肉摊前,面色红润,眼皮微微耷拉,像从前每个来家里过年的腊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