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锅粥很好喝。白菜的清甜,姜的辛辣,猪肉的鲜美,白胡椒的暖意,都在一口粥里。我喝了两碗,额头出了一层细汗。
但即使是在喝粥的时候,那根刺也在。
它不在我的喉咙里,不在我的食道里,它在我的——在我的创作的那个地方。它让我在拿起吉他的时候,手指会迟疑一秒钟。它让我在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,脑子里会闪过一个念头:这个字会不会也被别人拿走?它让我在完成一首新歌的时候,不再有那种纯粹的、毫无杂质的喜悦,而是多了一层——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——一层警惕。
像一只被踩过尾巴的猫,从此以后看到任何移动的物体都会先缩一下。
四月的一天,我在工作室里终于写完了一首新歌。关于一个男人在机场等一艘船。我写了三个礼拜,改了十几版,最后定稿的版本是一个很安静的、只有一把吉他和人声的de。
我录完之后听了一遍。旋律是好的,歌词也是好的,编曲干净得像一杯白水。但我在听的时候,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:这首歌会安全吗?
那个声音很小,小到几乎听不见。但我听到了。
我关掉录音软件,走到窗前。楼下那棵槐树发芽了,嫩绿色的叶子在风中轻轻地颤。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,车里的小孩伸出一只手,想去抓头顶飘过的一片杨絮。
我忽然想起潇潇道歉信里的最后一句话:“我欠陈默老师一个真正的对不起。”
我想告诉她:你欠我的不是对不起。你欠我的是那个凌晨三点。那个地下室的凌晨三点,那个蟑螂爬过洗脸池的凌晨三点,那个垃圾车倒灌轰鸣的凌晨三点。你把它拿走了,改成了一个亮晶晶的、适合在万人体育馆里演唱的、适合发在抖音上的东西。你把它从我的血肉变成了你的装饰。
你还给我的时候,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
但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只是站在窗前,看着那棵槐树,看着那片杨絮,看着那个婴儿车里的小孩。小孩的手最终没有抓住杨絮,它飘走了,飘向更高更远的地方,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里。
我回到桌前,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几行字。那是我多年来的习惯,每天写一点什么,不是为了发表,只是为了记录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那天我写的是:
“农历二月十二,宜立券、交易,忌嫁娶、动土。今天写完了一首新歌,叫《等船》。那根刺还在。我开始习惯它了。也许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带着刺的生存——你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出来,然后祈祷没有人会往上面捅刀。但总有人会捅。不是因为他们坏,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有多疼。”
我合上日记本,关了灯,走出工作室。
走廊里很暗,只有尽头窗户透进来的一点路灯的光。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投在墙壁上,像一个沉默的、佝偻的、背着什么东西的人。
我走到卧室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工作室的门。门关着,门把手上挂着一串我从尼泊尔带回来的风铃,铜质的,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。现在没有风,它安静地垂在那里,像一只闭着的眼睛。
我忽然想起杜甫的一句诗,不是《戏为六绝句》里的,是另一首,叫《天末怀李白》:
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”
文章憎恨命运通达,魑魅喜欢人们犯错。
我以前读这句诗的时候,理解的是“好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困顿之中”。但那天晚上,站在走廊里,看着那串安静的风铃,我忽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:
文章——或者说创作——本身就是一种困顿。你把自己的命、自己的血、自己的凌晨三点都放进去了,然后你把它交出去,交给这个世界。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魑魅——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鬼怪,而是那种穿着漂亮衣服的、说着漂亮话的、带着“绝无恶意”的微笑的、把你的血肉当成装饰品的魑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