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来抱。你负责背包。”
我们在黑暗中手忙脚乱地穿衣服。潇潇摸出一支手电筒,惨白的光束在房间里晃动,照出我们三个人苍白的脸。小雅已经不哭了,她紧紧搂着我的脖子,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,小小的身体在发抖。
“爸爸,我怕。”
“不怕,爸爸在。”
我抱起她,拉开房门。
风几乎把我推回去。
走廊里一片狼藉。天花板上的石膏板掉了几块,露出里面的木龙骨。地面上全是碎玻璃——走廊尽头的窗户碎了,风裹着雨水灌进来,像一条愤怒的河流。我抱着小雅,潇潇跟在后面,我们贴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外走。
走到大堂的时候,我看到了格雷格。他站在前台后面,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,脸上的表情不再是下午那副懒洋洋的样子,而是一种严肃的、近乎凝重的神色。
“去洗衣房,”他大声喊,声音几乎被风声吞没,“那间没有窗户,最安全!”
我们跟着他穿过大堂,推开一扇标着“laundry”的门。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——几个白人游客,一对带着婴儿的年轻夫妇,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本地老太太。所有人都挤在烘干机和洗衣机之间,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:恐惧。
格雷格关上门,用一把椅子顶住门把手。洗衣房里没有窗户,只有一盏应急灯发出昏黄的光。风在这里听起来小了一些,但墙壁依然在震颤,整栋建筑都在呻吟,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低声哀嚎。
“五级,”格雷格摇了摇头,嘴角那根没点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,“我这辈子没见过五级。1975年的‘琼’才三级,就把半个镇子掀了。”
没有人接话。
那个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在低声啜泣,她的丈夫搂着她的肩膀,嘴唇紧抿。老太太闭着眼睛,嘴唇微微翕动,大概在祈祷。潇潇靠在我身边,一只手攥着我的衣角,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小雅的背。
小雅睡着了。
在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,她居然睡着了。孩子的身体有一种成年人无法理解的自保机制——当恐惧超过某个阈值,大脑就会自动关机,用睡眠来逃避一切。我低头看着她安静的睡脸,忽然觉得眼眶发酸。
时间变得模糊不清。我不知道在洗衣房里待了多久——也许一个小时,也许三个小时。风声时高时低,像一首没有旋律的安魂曲。每隔一段时间,会有一阵特别猛烈的gusts撞上来,整栋建筑都会剧烈摇晃,应急灯忽明忽暗,有人尖叫,有人哭泣,然后一切又归于那种低沉的、持续的呜咽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凌晨五点左右——我是根据手机上的时间判断的——风忽然停了。
不是减弱,是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地停了。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,所有的声音在一瞬间被抽走。那种寂静比风声更可怕,它压在耳朵上,造成一种真空般的窒息感。
“风眼,”格雷格低声说,“风眼来了。”
我知道风眼意味着什么。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处在气旋的中心,意味着这片刻的宁静之后,风会以同样的强度从反方向再次袭来。
“我们还有多久?”我问。
“二十分钟。也许更短。”
潇潇抬起头,她的眼睛在昏暗中亮得惊人:“陈默,我想出去看看。”
“你疯了?”
“就一眼。我想看看外面变成了什么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