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问题的答案,是在今年五月初——也就是前几天——我找到的。
起因是母亲节。
五月第二个星期日,母亲节。那天我带小白出门,走到巷口的时候,它忽然停下来,竖起耳朵,朝着马路对面看。马路对面是一个公交站台,站台上贴着一张广告海报,是一个护肤品的母亲节主题广告,画面上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,笑容慈祥,手里捧着一束花。
小白盯着那张海报看了大概有十几秒钟,然后扭头看了我一眼。
就那一眼,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因为那个眼神太熟悉了。那种带着某种确认、某种了然、某种温柔到近乎心碎的眼神,我曾经在另一个生物的眼睛里见过。
我妈。
我过世四年的母亲。
我妈走的那年,我二十八岁,一事无成,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,每个月工资刚够糊口。她生病的事我是在她住院之后才知道的,之前她一直瞒着我,电话里永远说“没事”“挺好的”“你忙你的”。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,她已经瘦得脱了相,躺在病床上像一张纸片,窗外的风吹进来,她的头发跟着飘。
她在病房里说的最后一句话,是对着空气说的。那天下午,阳光很好,她忽然抬手指着门口,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地说:“那个孩子,把我的瓶子拿走了。”
我们都以为她在说胡话。
我握着她的手,说:“妈,什么瓶子?”
她的眼睛看着我,但视线穿透了我,落在很远的什么地方。她说:“我攒的那些瓶子,他都拿走了。”
然后她就闭上了眼睛,再也没有睁开。
我妈生前确实捡过瓶子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家里穷,我爸走得早,她一个人拉扯我,白天在服装厂上班,晚上回来还要做手工活。捡瓶子是额外的一项“副业”,上下班的路上看到空瓶子就捡,攒多了卖钱,几毛几块地攒,攒够了给我交学校的杂费,或者给我买一双新鞋。
我记得很清楚,有一次她为了捡一个滚到马路中间的瓶子,差点被一辆面包车撞到。司机摇下车窗骂她“不要命了”,她赔着笑脸道歉,把瓶子捡回来揣在怀里,像揣着什么宝贝。那天晚上她把那个瓶子放在桌上,对着它看了很久,然后转过头来对我笑了一下。
那个笑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不是苦尽甘来的笑,也不是辛酸的笑,而是一种很奇怪的、近乎满足的笑。好像那个瓶子不只是瓶子,而是某种信物,某种凭证,证明她还在为这个家做着什么,证明她没有放弃。
我妈走了以后,我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。辞了工作,卖了房子,搬到了现在这个月租八百的破房子,每天睡到自然醒,醒了就躺着,饿了就吃泡面,过着一种近乎腐烂的生活。直到我买回了小白。
现在想来,我为什么会买小白?那天我只是路过宠物市场,看到笼子里一群小狗挤在一起睡觉,只有小白醒着,它趴在那群小狗的最上面,下巴搁在笼子的栏杆上,两只眼睛圆溜溜地看着来往的人。它看到我的时候忽然站了起来,前爪扒着笼子,嘴巴微微张开,像是要说什么。
我蹲下来,隔着笼子看它。它小小的白白的,左耳后面有一小撮灰色的毛。
“就它吧。”我对老板说。
后来我才意识到,小白看我的那个眼神,和我妈看我的眼神是一样的。
不是错觉,是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