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走向那个角落,越往里走,灰尘味越重,光线也越暗。
靠墙最底下的架子,堆放的果然不是整齐的档案盒,而是一摞摞用牛皮绳捆着的、纸张发黄变脆的旧文件,还有一些散落的、没有封面的笔记本。
我蹲下身,忍住灰尘带来的喷嚏,开始翻找。
大多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:几十年前的会议记录草稿、作废的通知、残缺的报名表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,手指触碰到一本特别破旧、封面几乎脱落的硬皮笔记本。它被压在最底下,抽出来时带起一阵呛人的霉尘。
我翻开第一页,瞳孔骤然收缩。
字迹,和那个泡烂的日记本上残留的、充满怨恨的笔迹,极其相似。
只是这本上的字更清晰,更连贯。
“一九九一年,十月十五日。晴。他们又把我的作文本撕了,扔进了水房的那个池子。说我写的都是垃圾。王强、李强、赵峰,我记住你们了。”
“十一月三日。阴。妈妈给的饭盒,被他们踩扁了,也扔进了池子。我捞不到了,池底太深,太脏。”
“十二月二十日。雪。口琴没了。那是爸爸留下的唯一东西。他们抢走了,当着我的面砸烂,丢进池子。我哭了,他们笑得更响。‘爱哭鬼’,‘没爹的野种’。”
一页页翻下去,触目惊心。
日记的主人没有写自己的名字,只用“我”代替。
但欺凌者的名字——王强、李建、赵峰——却反复出现。
欺凌的手段层出不穷,而最终的去处,几乎都指向那个废弃水房的蓄水池。
日记里的绝望和怨恨,如同实质的墨汁,几乎要透过纸张渗出来。
我翻到后面,日记变得断断续续,字迹也更加潦草扭曲。
“洗不干净了,什么都洗不干净了,池子里的水是黑的,我的心也是黑的……”
“他们会有报应的,一定会……”
最后一页,只有一行字,写得力透纸背,几乎划破了纸张:
“我恨这个地方。我恨所有人。”
日期停留在一九九二年,三月十日。之后,再无记录。
这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了?转学了?
还是……像陈金良一样,遭遇了不测?王强、李建、赵峰这些人,现在又在哪里?
我正沉浸在日记带来的寒意中,眼角余光似乎瞥见旁边档案架的缝隙里,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