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一周,我像着魔一样收集资料。打印医学论文,截图患者论坛的帖子,整理自己的银行流水和彩票购买记录。我把四个月的生活压缩成一份证据清单:药盒照片、服药记录、彩票购买凭证、银行对账单、辞职证明。。。
我还需要医生证明。我预约了李医生的门诊,带着厚厚的资料夹。
“陈先生,您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,”李医生皱眉看着我的化验单,“泌乳素水平又回升了,您最近有规律服药吗?”
“我停药了。”我直截了当。
“停药?为什么?您的肿瘤。。。”
“因为这个。”我把资料夹推到他面前。
李医生戴上眼镜,一页页翻看。他的表情从困惑到惊讶,再到凝重。看完最后一页,他摘下眼镜,揉了揉鼻梁。
“陈先生,我很抱歉,”他缓缓说,“溴隐亭确实有引起冲动控制障碍的报道,但概率很低,通常我们会提醒患者注意异常行为。。。”
“您没有提醒我,”我打断他,“您只说可能会有恶心头晕。”
诊室里沉默了片刻。李医生叹了口气:“这是我的疏忽。但法律上,要证明您的行为完全由药物引起,而不是您本身的倾向。。。这很困难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“我有证据,”我指着资料夹,“服药前我从未买过彩票,服药期间投入近五十万,停药后立即停止。时间线完全吻合。”
“我会为您出具一份医学证明,说明药物可能的副作用,”李医生说,“但陈先生,您也要做好准备,药厂有强大的法律团队。。。”
离开医院时,我手里多了一份医生证明。纸很轻,但我感觉自己在捧着一块巨石。下一步是找律师。
我咨询了三家律师事务所。第一家听完我的陈述后直接拒绝:“这类案件太难赢了,我们一般不接。”第二家说可以接,但要求十万元预付律师费——我哪里有十万元?第三家的张律师年轻些,听完我的故事后沉思良久。
“陈先生,您的案子有两点优势:时间线清晰,且有医生证明。但也有弱点:您无法证明服药前完全没有dubo倾向,也无法证明是药物直接导致您的行为,而不是其他因素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
“我们可以尝试集体诉讼,”张律师说,“寻找有类似经历的患者。人多力量大,也能分摊诉讼成本。但这需要时间,而且不能保证胜诉。”
我同意了。张律师开始在网上发布信息,寻找其他可能的受害者。等待的日子里,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停滞状态。肿瘤在生长(我能感觉到偶尔的头痛和视力模糊),但我拒绝重新服药;债务在累积(催收电话越来越多),但我无力偿还;诉讼在进行(张律师偶尔会发来进展),但遥遥无期。
十二月底的一天,张律师打来电话,声音兴奋:“陈先生,我们找到了另外两位患者,情况和您类似!一位是因为帕金森病服用多巴胺激动剂,期间dubo输掉了退休金;另一位和您一样服用溴隐亭,疯狂购物欠债三十万。”
“那我们可以正式起诉了?”
“正在准备材料。但药厂那边已经有了动静,他们愿意庭外和解。”
和解。这个词听起来如此诱人。一笔钱,一笔能还清债务、重新开始的赔偿金。
“他们出多少?”我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