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又敲了三下。
里面传来一阵窸窣的声响,像是什么人在匆忙地走动。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沙哑的,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:
“哪个?”
“居委会的,做个人口登记。”我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吃惊。
沉默。大约十秒钟的沉默。然后门开了一条缝,露出一张脸。
圆脸,短发,嘴角微微向下。
那张脸比模拟画像上老了二十岁。皮肤松弛了,眼袋很深,额头上布满了皱纹。但那双眼睛没有变——空的,像两口枯井。
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,我看见了那双眼睛里出现了一种东西。不是恐惧,不是愤怒,是一种近似于释然的平静。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太久太久,终于看见了光——哪怕那光是手铐的反光。
“李秀梅。”我说。
她没有否认。她甚至笑了一下,那个笑容在她的脸上绽开,像一朵在垃圾堆里开出来的花。
“你们来了。”她说,“我等了很久了。”
我掏出手铐,走到她面前。她没有反抗,乖乖地把双手伸了出来。手铐合上的时候,发出一声清脆的“咔嗒”。
那声“咔嗒”,我等了二十年。
我们搜查了那栋房子。在二楼的阁楼里,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约六平方米的隔间,里面铺着一床破旧的棉被,墙角放着几个塑料碗和一只满是污垢的水壶。隔间的门上挂着一把铁锁,门板的内侧布满了抓痕——很深的抓痕,像是小孩子的手指留下的。
我蹲下来,看着那些抓痕。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摸上了那些沟壑,木刺扎进了我的指尖,但我感觉不到疼。
我能感觉到的是——有一个孩子,或者不止一个孩子,曾经被关在这个黑暗的、狭窄的、散发着霉味的空间里,用指甲一下一下地抓着门板,哭着叫妈妈。
但妈妈听不见。
永远也听不见。
我们还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本笔记本。笔记本的封面是红色的塑料皮,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图案了。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,歪歪扭扭的,有些页被水渍洇模糊了。
那是李秀梅的“账本”。
上面记录着每一个孩子的“信息”——从哪里带走的,什么时候卖掉的,卖给了谁,收了多少钱。有些孩子的名字栏里写的是“无名”,性别栏里写的是“男”或“女”,年龄栏里是一个大概的数字。
我翻到最后一页。最新的一条记录是空的,只有日期——2026年3月15日——和一行字:“杨村,男孩,四岁,左耳后有痣。”
左耳后有痣。
我想起了2006年的第一份卷宗。周浩,四岁,左耳后面有一颗痣。
二十年了。她还在做这件事。从来没有停过。
我把笔记本合上,装进了证物袋里。我的手很稳,但我的心在发抖。